当地时间10月6日，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以表彰其在文学上的成就。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与去年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一样，埃尔诺虽然此前曾有两本书被引进国内，但无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六月再版的她的代表作《悠悠岁月》），还是2003年的《一个女人》（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她三部自传体小说《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耻辱》的合集），豆瓣上读过的人都寥寥无几。
于是，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问：“安妮·埃尔诺到底是谁？”
久负盛名的老作家
其实，埃尔诺的作品已在欧洲文坛享有盛誉且已备受关注。1940年，埃尔诺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伊沃托小城度过了童年岁月，她的父亲是农民，后来在工厂当工人，母亲也是小手工业者，夫妻结婚后在伊沃托的一处贫困街区经营一家咖啡食品杂货店。埃尔诺从小体验了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对普通女性的生存痛感有深刻共鸣，这也是促使她在代表作《悠悠岁月》《一个女人》里反复书写女性私人史的出发点。
青年时期，埃尔诺进入法国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深造，获得教师资格证，在中学讲授现代文学课程，其后成为作家。但在此期间，埃尔诺也曾背负父辈的不理解，后者一度认为自己的女儿背叛了她出生的世界，成为一名城市中产新贵式的文人，而埃尔诺在成长道路上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个人与社会和时代浪潮的关系，以及写作对于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受到法国新小说派、普鲁斯特、塞利纳和欧洲流行的个体化叙事的启发，埃尔诺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名叫“无人称自传”。
在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里，她全篇采用的叙事主语不是第一人称“我”，而是第三人称，法语中无人称的泛指代词on，近似于“我们”的意思。埃尔诺通过这种集体表述，唤醒冷战亲历者的公共记忆，也对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心灵进行了一次细腻的勘探。她以一种犹如幽灵潜游般的语调，回望了冷战时期动荡不定的岁月，在她的笔下既有政权博弈、国家冲突，也有家庭里的琐事、上班族日常的烦恼。
在法国，她的书销量很高，其中自传体小说《位置》和《一个女人》分别创造了五十万和四十五万册的销量。2019年，安妮·埃尔诺凭借《悠悠岁月》入围了国际布克奖短名单。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她的作品全集（埃尔诺是第一位能在有生之年获得如此待遇的女作家）。
此外，埃尔诺在近些年也是诺奖各类预测榜单中的常客。去年此时，英国的Ladbrokes公司就以8/1的赔率预测埃尔诺会成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居这份赔率榜单的第一，领先于安妮·卡森、村上春树、阿特伍德等人。正如颁奖词所述，埃尔诺的作品对于我们身处世界中的多重矛盾保持着敏感的观察。
“记录下女性没有自主决策权是何感觉”
2021年，根据埃尔诺的小说《正发生》（Happening）改编的电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正发生》电影海报
该作品讲述的是在1963年的法国，一位才华横溢的23岁女学生安妮意外怀孕，但彼时法国女性被禁止堕胎，安妮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因此骤然被蒙上阴影。她的肚子也越来越大，在羞耻和痛苦中，安妮试图脱离困境束缚，尽管冒着锒铛入狱的风险。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安妮在寻求帮助时所受到的身心折磨。
鉴于近年来美国围绕女性堕胎权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早些时候推翻“罗伊诉韦德案”，让美国女性的合法堕胎权再度岌岌可危。《正发生》于最高法院被爆即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之际在美国上映。《纽约时报》评论称，这部“冲击力强烈”的法国剧情片在一个充满焦虑的时刻来到美国观众面前，“它就像是一记来自远方的鸣枪警告，但如今这一危险已迫在眉睫。”无论是《正发生》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还是埃尔诺本人获得诺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或许都是文艺界对时事的一种回应。
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埃尔诺谈到了自己创作《正发生》的初衷。她说，“我想记录下女性没有自主决策权是何感觉，如今你很难想象堕胎并不合法是何种景象。没人可以帮助你——不管是医生、朋友还是你的家人，他们都对你的困境视而不见。那是一种巨大的寂寞感，就像是一堵巨大的砖墙在我面前筑起，就像是法律在对我说，‘停下，你别想走更远了’。” 埃尔诺也提到了对电影改编版的认可与喜爱：“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导演和女主角成功地捕捉并传达出了那种寂寞的感觉，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你之上。”
与中国的缘分
《悠悠岁月》于2008年出版，2009年就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据说，五位法语文学评委都不约而同投给了《悠悠岁月》。因为这项评选，安妮·埃尔诺也有机会发表了致中国读者的感言。
她在感言中说，她2000年春天第一次来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上海，应邀在一些大学里谈自己的写作。她在对于中国的回忆中写道：“我在街道和建筑工地的喧闹中、在偏僻的胡同和公园的宁静中漫步。我在最新式的高楼旁边呼吸着平房的气息。我注视着一群群小学生，被货物遮住的骑车人，穿着西式婚纱拍照的新娘。我怀着一种亲近的感觉想到‘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我看到的一切，在卡车后部颠簸的工人，一些在公园里散步的——往往由一个祖母、父母亲和一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和我当时正在撰写的、你们拿在手里的这本书（指长篇小说《悠悠岁月》）产生了共鸣。在中法两国人民的特性、历史等一切差别之外，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在街道上偶然与一些男人和女人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也常常自问他们的生活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对童年、对以前的各个时期有着什么样的记忆。我会喜欢接触中国的记忆，不是在一切历史学家著作里的记忆，而是真实的和不确定的、既是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