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10日报道 《日本时报》网站10月4日发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洛皮·戈德伯格的文章，题为《是什么阻止了全球化？》。文章指出，国际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以不信任和分裂为特征的新时代。鉴于这一转变的潜在代价，值得思考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全文摘编如下：
经过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开放，国际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以不信任和分裂为特征的新时代。鉴于这一转变的潜在代价，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大幅减少了极端贫困，尤其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生活水平（按人均收入衡量）也有所改善。
开放贸易和面向市场的政策是这一进步的核心。与（当时的）低工资国家的贸易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商品价格和工资，使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和出口经济体的工人都受益。
可以说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也大大促进了西方世界享有的长期和平。在所谓的超级全球化时代，战争意味着对广泛供应链的破坏，会带来严重经济后果。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人都有约束自身行为的动力。
从相互关联到分裂的转变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对全球化未来的影响。第一阶段始于2016年，内向型政治在两个曾经的全球化堡垒中兴起。通过脱欧英国拒绝与欧洲融合。通过选举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精神。
这些事态发展首先是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反应。虽然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全球普通人的生活比1980年时更好，但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人日益感到自己被抛在了后面。
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较容易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进口竞争影响的社区的表现比受到保护不容易受进口竞争影响的社区更糟。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人们早就知道，贸易能够改善总体福利，同时也会造成分配上的紧张关系。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建议的政策反应也并不新鲜：各国不应支持保护主义，而应谋求某种形式的再分配。
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始于2016年的倒退会给全球化带来厄运。世界的相互联系已经太紧密，无法回到旧制度。
然后进入第二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病是全球化带来的最大风险之一。国家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疾病就越容易在它们之间传播。与此同时，它能够激发“各国各自为政”的心态，例如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出口限制和其他内向型政策。
个人防护设备等必需品的短缺和供应瓶颈为全球供应链不可信任的观点提供了更多佐证。许多人认为，国际贸易造成的“依赖”是脆弱的根源。通过更短、更本地化的供应链建立“弹性”已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在过去两年里，全球贸易体系证明是非常稳健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以商品进口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全球贸易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增长。大多数短缺被证明是短暂的。其他几个供应链瓶颈——例如最近美国的婴儿配方奶粉短缺——也是由于其国内原因，而非全球原因。事实上，如果没有国际贸易，瓶颈可能会更加严重。
尽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冲击，全球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受到创伤且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但仍具有良好的复苏前景。随后，俄乌冲突爆发，第三阶段开始。
全球供应链的顺利运作需要和平、稳定和可预测性。这场战争侵蚀了各国之间的信任，改变了对地缘政治联盟的预期，引发了以“经济安全”为名要求“回流”或“友岸外包”的呼声。
乌克兰战争由此实现了国内贫富差距激增和新冠肺炎疫情所没能实现的目标。依靠朋友是一回事，即使这意味着国内市场的一些工人会面临困境；依靠敌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此，本该防止去全球化的“确保经济互毁原则”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
现在，各国都在寻求通过转向国内来建立复原力，支持对被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如半导体和能源实施产业政策。但这种做法能否成功还远远不能确定。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我们似乎已经破釜沉舟，将全球化抛在了身后。现在的挑战是，随着后果显现，找到我们的方向。
